11月8日，他承认自己对妻子不忠，向洛丽、孩子以及英伟达员工致歉。他说，自己的行为没有借口，希望家庭能够愈合，也希望重新赢得信任。英伟达董事会随后启动独立调查。 到了11月11日，《纽约时报》又送来一个故事。 这一次，女主角不在新加坡，不在台北餐厅门口，而是“敌在本能寺”： 她就在英伟达的办公室里，向黄仁勋直接汇报。 她叫金伯利·鲍威尔，英伟达医疗保健业务副总裁。 在硅谷，产品迭代很快，丑闻也是。 一 今年3月，圣何塞，英伟达年度开发者大会。 鲍威尔站在台上，讲人工智能怎样推动医疗和生物学的突破。她的演示文稿里，还用了黄仁勋的卡通形象。 这原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公司场面：老板负责描绘未来，高管负责证明未来不仅可以训练大模型，还可以读取医学影像、帮助研发药物。 一个人把芯片卖给世界，另一个人告诉世界，这些芯片还能看见人体内部的阴影。 但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五名曾在英伟达工作的人士称，黄仁勋与鲍威尔，这两个已婚的人存在婚外关系，这件事在公司内部已经被人议论。另有知情人士称，大会期间，两人在附近一家酒店举止亲密，被旁观者用手机拍下。 接下来的细节，比酒店本身更有硅谷特色。 据报道，保安发现了拍摄者，将此人隔离，并提出签署保密协议的条件。 在英伟达，数据需要加密，模型需要权限，连爱情似乎也准备了一份NDA。 《纽约时报》致电黄仁勋时，他只说：“我认为你不应该直接找我谈这件事。”随后挂断电话。英伟达没有发表声明，鲍威尔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。 二 鲍威尔不是突然出现在这个故事里的。 她甚至不是那种先读商学院、再进入科技公司的职业经理人。她毕业于东北大学电气工程专业，方向是计算机工程。职业生涯早期，她在DOME Imaging Systems做硬件工程师，负责FPGA设计，后来进入Planar Systems，继续做医疗影像和诊断显示系统的工程与产品管理。 2008年，鲍威尔加入英伟达，帮助公司把GPU推进医疗影像设备。那时，英伟达在公众印象里主要还是一家图形芯片公司，医院里的CT、核磁和超声设备，则像另一个遥远而缓慢的世界。 她后来回忆，英伟达医疗业务的第一个应用，确实仍然是“图形”——只不过屏幕上的游戏人物，换成了人体内部的组织与器官。放射科医生希望看得更细，三维核磁需要更强的计算能力，GPU恰好擅长同时处理大量像素。 2018年，英伟达推出医疗影像平台Clara。它想解决的，是一个很具体、也很不硅谷的问题：医院不可能每出现一种新算法，就把全部旧机器扔掉重买。 鲍威尔给出的办法，是把Clara做成一台“虚拟超级计算机”。老设备仍然放在医院里，复杂的图像处理却可以交给远端算力完成。她说，这套虚拟化能力才是Clara的核心。 英伟达最擅长制造新机器，鲍威尔则不断向客户解释，为什么旧机器也可以暂时不用退休。 她还负责过英伟达的高校科研业务、AI Labs和Inception创业项目。2018年，Inception举办的一场医疗AI选拔，有超过200家初创公司报名，12家进入现场展示，每家公司只有8分钟。有人做仿生手臂，有人想让核磁检查更快、更便宜。 图注：2018年3月26日，GTC Inception初创企业颁奖现场。画面左一为黄仁勋，右一为鲍威尔 鲍威尔在现场说：“我们需要尽快把技术带进医疗体系。” 这很像她后来在英伟达反复扮演的角色：一边是可以把像素、蛋白质和基因都变成计算问题的工程师，另一边是预算有限、监管严格、任何错误都可能落在病人身上的医院与制药公司。她站在中间，负责把两种语言翻译成一张订单，或者一个合作项目。 剑桥的Cambridge-1，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笔。 这台超级计算机于2021年投入运行，英伟达称其耗资约4000万英镑，是公司第一台专门为外部研究开放而设计、建造的超算。首批合作方包括阿斯利康、葛兰素史克、牛津纳米孔和多家英国医疗科研机构。 鲍威尔后来宣布，英国医疗初创公司也可以申请使用Cambridge-1。一家叫Peptone的小公司因此获得了机会：它试图把生成式AI与分子物理计算结合起来，设计治疗哮喘、银屑病等炎症性疾病的蛋白质药物。 一家芯片公司花4000万英镑建超算，再让初创公司排队使用，这件事听起来不像卖芯片那样立竿见影。但它很符合英伟达的长期习惯： 先把算力变成生态，再等生态长出需求。 到了药物研发领域，鲍威尔面对的单位，不再只是像素，而是DNA。她曾说，大语言模型处理的词句只是很短的序列，而人类基因组大约有30亿个字符，而癌症之所以困难，是因为许多环节可能同时出错，不同患者又会对治疗产生不同反应。 她还说过，自己花大量时间与“颠覆者”交谈，因为初创公司往往更早知道，两三年后的AI计算究竟需要什么。 所以，在最新的关系指控出现以前，鲍威尔在英伟达的职业故事已经有足够多具体的东西：医疗显示器、FPGA、旧